02月26日讯 托纳利在接受《共和报》的专访时，畅所欲言分享了自己的人生历程和他对赌博成瘾的反思。

你还记得第一次下注的情景吗？

“我不太记得。其实是在我17到18岁之间，这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习惯。当这种行为开始占据我大量的时间时，我意识到这已经成了我的常态。由于是线上投注，我把自己封闭起来，与外界隔绝。”

你一直都是个内向的人吗？

“在我家人和朋友面前并不是，但在队友和运动环境中常常如此。这并不是出于不信任，而是习惯：从小我就是最小的那个，和年长的人共事让我变得更加内向。在布雷西亚的初期，我把自己孤立起来，不愿意与任何人分享我的想法。”

你从小就想成为足球运动员吗？

“这是我最初的梦想之一，只要能坚持这个梦想就足够了。小时候在米兰的Lombardia1，我是最出色的，尽管在皮亚琴察时我是个矮个子。但在布雷西亚，我面临了许多挑战。不过，我的热情和对足球的喜爱让我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，得以克服困难。”

你是何时意识到赌博对你来说已经成瘾？

“其实，我可能从未真正意识到。当一个人身陷其中时，很难自我反省，甚至不愿承认。即使心中有疑虑，他们总是会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。”

这种无意识的逃避是不是与经济条件有关？

“在离开赛场的那几个月里，我和心理医生相处的时间很长。他的工作帮助我逐渐理解我为何会陷入这样的境地。通常，人们失去某些东西时才明白问题的严重性，比如家庭、工作和薪水。对我而言，因为经济条件较好，所以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。这个恢复过程非常艰难，我无法接受一些药物治疗，因为大多数药物会让我在反兴奋剂检测中呈阳性，因此只能通过心理治疗来恢复。”

禁赛对你的改变有没有很大的影响？

“禁赛的前两个月，我几乎与世隔绝。后来，我开始每天训练，即使没有比赛，我意识到自己正在为过去的错误付出代价。”

英格兰对你的支持又如何？

“非常大。我的队友和教练始终将我纳入团队，工作人员和管理层也是如此。纽卡斯尔的球迷以及对手的球迷并未对我进行评判。这里的人尊重每个人的问题，愿意伸出援手。最大的帮助来自于罗马Gemelli医院精神科主任加布里埃尔·萨尼教授、我的家人、朱莉娅、安德烈亚·罗密欧和他的家人 – 他们始终在我身边，还有我的经纪人玛丽安娜·梅卡奇和朱塞佩·里索。这段经历让我们的关系更加紧密。”

手机是否也会成为一种瘾？

“在过去的一年里，我有六个月没用手机。那段时间让我感受到一种自由感：即使没有它，我依然觉得没问题。以前，我在屋内走动时总会保持手机在身边，现在出门才带，回到家之后就放下，只有在父母或亲人打电话时才会再拿起。”

禁赛期间过得怎么样？

“禁赛的第一个月，我往返于意大利和英格兰之间。我从未感到抑郁，因为我立刻开始进行自我调整。每周我都会进行三次在线咨询，每月进行一次面对面交流，从未落下。我们总是在讨论前一天发生的事情，设定了三个具体任务：有关我的反思、赌博，以及总结。”

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什么？

“那里的孩子们会问诸如‘你遇到过的最强球员是谁’这类问题。而成年人则会询问‘你为何会犯如此错误’。在足球学校中，他们更想知道我成功的秘诀，我清楚过人的天赋并不够：在一千个有天赋的孩子中，许多都会迷失在其中。”

最让你感动的会面是哪次？

“在纽卡斯尔的一家海洋燃气管道覆盖物工厂。我之所以去那里，是因为赌博在英格兰普遍存在。一位在我禁赛几个月后的员工对我说：‘因为你，我戒掉了赌博。’他多年来深受赌瘾困扰。之前有个意大利员工告诉我，他每月工资2000英镑，但因为赌博，常常要加班才能养家。”

如今的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榜样吗？

“赌瘾者通常不会谈论这段经历，但如果他们能够敞开心扉，就能得到帮助。勇敢开口是最困难的，因为你总不想显得像个失败者，但真正的帮助来自于坦诚。”

你时常回想过去吗？

“我有时会想到自己本可以加入国际米兰。这并不是因为那支球队不强，而是我认为无法获得真正的快乐。每天都有这样的讨论，我与经纪人联系时充满疑虑。我不想迈过那道坎，直到保罗·马尔蒂尼的来电改变了一切，让我感到开心。我说：‘要么去米兰，要么留在布雷西亚。’对米兰的情感是我父亲传承给我的。我记得小时候用加图索的红黑杯子吃早餐，直到杯子坏了我才逼着妈妈一点点修好。当转会成真时，我请求穿上他的8号球衣。”

在你新的人生阶段，托纳利是怎样的存在？

“一个能够和所有人交流的人：包括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以及那些不需要帮助的人。一个更加乐于助人和慷慨的人，不再局限于球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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